唐朝历经二十一位李姓皇帝,唯有太宗、玄宗和宪宗三人因其卓越才能而被后人高度评价。太宗造就了盛世治下的“贞观之治”,玄宗主导了“开元盛世”的创举,而宪宗与二位前任皇帝并驾齐驱,标志着其非凡之处。宪宗在执政方面彰显了锐意改革的勇气,平定了藩镇,使中央政府威望重新得到恢复,唐朝在衰落中得以中兴,可谓是功德无量。但是,宪宗在私人生活方面却饱受争议,尤其是其没有立储妃的行为,难免遭受人们的非议。

在历史长河中,皇帝不立储妃,实际上也并非罕见之事。有些开国之君、短命天子、荒淫之帝甚至像殇帝、废帝、少帝、冲帝、哀帝一样,没能尝到立妃的荣耀或是出于各种原因没有立储妃,唐朝也不例外。比如高祖李渊、殇帝李重茂、代宗李豫、哀帝李柷等人,或是情感原因、或是命运不济,均没有立储妃。

然而,在唐朝乃至历史上,像唐宪宗这样坚持不立皇后的皇帝,实属罕见。

唐宪宗(778—820),本名李纯,是唐顺宗之子。贞元四年(788),李纯被封为广陵郡王,并在贞元八年(792)由纪氏所生下长子李宁。不久后,又有宫嫔所生下次子李恽。由皇太子李诵主持商议, 李纯在贞元九年(793)纳娶郭氏为王妃,并于贞元十一年(795)迎来了第三个儿子李恒。贞元二十一年(805)三月,李纯被立为皇太子,郭氏也崇尚为太子妃。同年八月,李纯登基即位,改元为“宝历”,成为了唐朝第十位李姓皇帝,也是唯一没有立皇后的唐朝皇帝。

依照唐朝的祖制,皇帝必须有皇后垂帘,但唐宪宗并没有遵从这一传统,而是倾向于让郭氏充当嫔妃,使她的地位远低于其他皇后。这样的决定,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,甚至影响了唐宪宗在人们心中的形象。

唐宪宗即位后,按照惯例应当冊立郭氏为皇后,然而,唐宪宗并未实现这一承诺,只将郭氏封为贵妃。此外,在唐宪宗的主政初期,他投身国事,一心一意地推进政治改革,甚至连皇太子也未曾急于立储。直到元和四年(808),在李绛等大臣的强烈建议下,唐宪宗才立最受宠爱的长子李宁为皇太子。然而,两年后,李宁病逝,唐宪宗又立李恒为皇太子,但并没有考虑让郭氏居于更高的皇后地位。

唐宪宗迟迟未立郭氏为皇后,让大臣们心生疑虑,但起初,并未引发过多的关注和争议。直到李恒被立为太子一年半之后,唐宪宗仍未将郭氏升级为皇后,众臣们愈加无法容忍。元和八年(813)十二月,百官“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,凡三上章”,强烈谏言希望唐宪宗能够立郭氏为皇后,指出国家需有皇后撑场,但唐宪宗却以“岁暮,来年有子午之忌”(《旧唐书·后妃传》)为由拒绝了众臣的要求。唐宪宗所谓的“子午之忌”,是指在子、午年时不适宜结婚,《唐会要·嫁娶》亦有所记载。这些言论,与唐宪宗起初不立郭氏为后的态度,共同激起了大臣们的不满和推动。

终于,在唐宪宗执政期间,让郭氏史无前例地未能成为唐朝的皇后。唐朝历史上,像唐宪宗这样不立皇后的皇帝极为罕见,唐宪宗的做法也影响了唐朝皇帝在民众心中的评价。

唐宪宗在执政期间,虽然应当册立郭氏为皇后,但他却拒绝承认这一传统,仅将郭氏封为贵妃。即使大臣多次力谏,唐宪宗也始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,甚至以“岁暮,来年有子午之忌”为理由,推迟冊封时间。但笔者查阅史料可知,唐宪宗此时所提到的“子午之忌”并非阻碍冊立皇后的障碍,因为在此后很多年,仍有许多不会受到“忌日”影响的「良辰吉日」可以冊立皇后。这显然表明,唐宪宗根本不打算册立皇后。

那么,唐宪宗为什么坚持不册立皇后呢?《旧唐书·后妃传》中给出了答案:”帝后庭多私爱,以后门族华盛,虑正位之后,不容嬖幸”。换言之,后宫中的妃嫔竞相争宠,是唐宪宗不愿册立皇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《新唐书·后妃传》中同样有此记载,称孝宗“时后廷多嬖艳,恐后得尊位,钳掣不得肆”。唐宪宗要维护自己的威信和地位,避免宠幸妃嫔对皇权造成的损害,因此未册立皇后之事能够延续到唐宪宗驾崩。

唐宪宗不册立皇后,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唐廷政治和后宫内部的关系。唐朝历史上,像唐宪宗这样不册立皇后的皇帝寥寥无几,唐宪宗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批评。唐宪宗此举的背后,既是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权力争夺和思想观念,也展现出了唐廷平衡各派势力与维护皇室家族利益的复杂诉求。

唐宪宗在其执政期间,皇后一职一直处于空缺状态,除了将郭氏封为贵妃,将纪氏封为美人,将杜氏封为秋妃外,其他生有皇子皇女的宫嫔一概没有得到封号。唐朝历代封嫔妃的数量多达数十人,然而在唐宪宗面前却形同虚设。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有大量的子嗣和嫔妃,而唐宪宗却异常“吝啬”。唐宪宗一生中共有38位儿女,但封嫔妃仅三人的史料记载,这无疑证明了唐宪宗有意排挤后宫势力。没有封号和地位的宫嫔无法插手朝政,也无法妄自菲薄。

作者 adm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