藩镇,又称方镇,原本是唐朝为了防御边患设立了军镇。不少藩镇的最高长官贵为节度使,已具有军事调度、财政支配和监查官员的权力。在安史之乱前后,此类军区式构建已在唐朝大部分地方普及,为抵御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《新唐书方镇表》中,一共罗列了42 个大小不等的藩镇,实际数量则远不止此。其中某些抢先冒泡的刺头,让李唐皇帝很早就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。

除此之外,在位于内地的汴宋、武宁等中原地区,也出现了类似的藩镇体系。这些地方虽然远离边关,但肩负监控河朔三镇、保障财赋运输的职责。一旦这些地方出现问题,江淮的粮食便无法顺利输入关中,足以把皇帝急的直掉眼泪。至于跟南方的两浙等东南藩镇,也负责直接维系着唐朝财税供应。

俗话说:皇帝不差饿兵。组建军队就必须依靠雄厚的军饷粮草。但李唐皇帝很快就会发现,藩镇控制着大量屯田或营田,截留了很多农民创造的赋税。虽然节度使本身大都无福消受,但在中央宫廷眼里依然是非常刺眼的问题。

但无论是哪位皇帝继位,个人能力与宫廷财政如何,都已经无法遏制藩镇的扩张趋势。或许在他们心中,源自西魏的府兵制更符合自己的审美。但无论后世多少人吹捧兵员和财政矛盾得到缓解,都无法否认武则天在位期间的逃亡隐匿现象频发。所以,藩镇体制的孕育而生,不过是唐朝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而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新麻烦。

于是,节度使的牙兵既成为藩镇的核心军事力量,又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集团。他们抱团取暖,无形中反制节度使的个利。一旦长官触及牙兵的切身利益,他们可以选择变换主帅,由此产生“兵骄则逐帅, 帅强则叛上”现象,让皇帝和依附其个势的文官队伍都痛心疾首。

当然,早在藩镇体系成型之前,唐朝的军队结构问题就已经预示了未来路径。

为了制约世俗武夫,唐朝皇帝还在后期打开了宦官染指军队的潘多拉魔盒。公元783年,唐德宗李适命泾原镇士兵平定四镇之乱。军对开至长安,因京兆尹王翔劳军不力而发生哗变。李适在叛乱平定后还心有余悸,开始让宦官担任军队的主要指挥。这就让皇室的权威被彻底削弱。这种中枢集团的争斗不止,也影响了对地区藩镇的控制。

后期的长安宫廷 也被宦官势力把持

唐朝覆灭后,藩镇才正式开启割据模式。但在五代与十国体系的形成中,还是有不少旧的前唐藩镇被兼并或消灭。最后能留下的,大都有比较可靠的现实依据。其中,过去一直为都城输送的物资的中原藩镇,最后会成为新帝国的执掌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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